“两个率先”进程中环境风险因素分析

戴明忠  省环境工程咨询中心

　
    江苏省提出未来5－15年在全国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当前，我省处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时期，存在着许多突出的问题和矛盾，其中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突出，潜在的环境风险和制约因素增多，分析这些风险因素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原因对于制定科学的环境管理政策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当人均GDP达到500～3000美元阶段时，环境与社会经济的矛盾进入了比较尖锐的敏感期。我省2004年人均GDP达到2500美元左右，总体上进入“工业化中期、城市化加速期和经济国际化提升期”。这个阶段是大量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和基础设施建设高峰期，由于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经济总量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最突出的困难来自于资源的硬约束和环境问题的挑战。

　　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不仅表现在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也体现在劳动力结构和工业结构的变化上。工业经济规模快速增大，如果污染物的产生系数和排放强度没有得到相应的缩减，那么必然带来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增加，水环境和大气环境的污染负荷加大，相应的污染治理投入需求增加。劳动力结构和就业结构也将发生变化，原来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量劳动力将进入工厂，流动和集聚到城镇，促进了城镇化进程，但也给城镇环境建设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和挑战。据不完全统计，过去10年全省从农业转向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在1300万以上，这部分人口大多进入城镇，按照一定的产生系数推算，分别增加城镇生活COD、氨氮和生活垃圾产生量33万吨、3万吨和475万吨。从工业结构来看，我省从1997年以来，霍夫曼系数小于1，生产资料的生产总值大于消费资料的生产总值，重工业总产值大于轻工业，重化特征日益明显。重化工业的特点是能耗和资源消耗大，污染物产生和排放量大，尤其在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条件下，污染物的产生量可能随着工业经济规模的增长呈线性增长。

　　2004年，江苏省的城市化水平达到46.8％，城镇人口约3465万，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期。未来5～15年，城市化水平将以平均每年1.5％左右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10年，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5％～60％，2020年城市化水平将达到70％以上，届时城镇人口将增至5600万。城市化发展带来人口的集聚，可以有效节约土地资源，降低生产生活成本，具有经济和环境正效应；但也存在很多负面环境影响，除了前文所述对城镇环境带来很大压力之外，城镇建设模式的选择也对区域生态环境产生很大影响，城市和城镇盲目摊大求全的现象在我省普遍存在，有的城市盲目发展工业园区和新城，大规模圈占土地，挤占生态功能空间；有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环境问题突出，蔓延到农村，造成区域性环境问题。

　　近几年，我省在引进外资、加快与国际经济接轨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经济发展逐步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未来5～10年全省经济外向度将进一步提高，作为世界“产品加工基地”，我们应对对外经济发展和贸易中产生的环境影响给予更多的关切，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是，我们把负载着廉价劳动力、较低的附加值以及较大环境成本的优质产品销售到国外，而把“生态包袱”留在省内，贸易的环境逆差巨大，且常常被经济成就和市场公平交易的外衣所掩盖和隐藏。

　　总之，处在“工业化中期、城市化加速期和经济国际化提升期”的江苏，既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又有严峻的环境风险和挑战，必须以谨慎的态度面对这一时期的环境风险和可能压缩式爆发的环境问题。

　　由江苏省环境工程咨询中心承担的《实现两个率先目标的环境保护需求研究》课题成果显示，尽管我省目前整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差距十分显著。苏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2年达到2.86万元（约3466美元），非农产业经济比重达到95％以上，非农从业人员比重达到77.8％，综合各项指标，苏南工业化水平整体上达到了钱纳里标准模式的中后期阶段（II-3）；苏中三市人均GDP为1.12万元（约1361美元），非农产业经济比重和非农从业人员比重分别达到85％和60％，整体上达到工业化中前期水平（II-2）；苏北五市人均GDP为0.76万元（约926美元），非农经济比重为76％，农业从业人员仍然是劳动力主体，整体看来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II-1）。

　　进一步分析各省辖市以及各县级行政单位的工业化发展水平，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性差异更加突出。昆山、无锡市区和张家港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上，工业化指数为0.90以上，处于工业化的成熟阶段；而如皋等23个县市的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00美元,其中最低的灌南县，仅为昆山市的十四分之一），工业化指数小于0.45，处于工业化的中初期阶段。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既为江苏省实现“两个率先”目标设置了鸿沟，又为环境保护带来了风险和挑战。首先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面临较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压力，可能会采取以牺牲环境利益为代价，谋求经济和社会短期的和不全面的发展；这些地区所处的经济区位不佳，外来投资少，产业选择机会不多，地方各级政府往往不遗余力地引进资金和项目，为污染项目开绿灯和创造优惠条件，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不愿投资或难以生存的污染项目转移到苏北来。近年来，已有迹象表明苏北一些欠发达地区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呈现出环境污染不断加重的特点。其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为环境政策措施的实施增加了难度，苏南、苏中和苏北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环境形势、特征、发展规律和趋势有很大差异，环境政策措施的实施环境不同，因此在一些区域容易失效；另一方面，有针对性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也有缺失的现象。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全省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尚不能够健全，全面贯彻绿色GDP考核机制还有较大难度，地方政府还难以从单纯的经济发展责任中解脱出来，因此偏重经济发展、轻视环境保护的现象仍将比较普遍地存在，各部门在制定社会经济政策时，仍习惯于经济视角和传统思维；一些部门本位利益色彩十分浓厚，在制定各类相关政策措施时难以顾及到对环境的影响。比如当前汽车产业，由于具有高额的经济利润和较长的产业链，几乎每个地区都在鼓励发展，作为一种耗能高、污染高的消费品，无节制发展是否会给城市环境带来不利影响，目前尚无正式的措施出台应对；相反，有些城市更是做出限制低排量汽车通行的措施，有的城市对所谓的“城市名片”出租车提出最低排气量限制，凡此种种，均在鼓励高耗能和高排污。因此，“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在经济与环境综合决策机制仍不完善的前提下，社会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仍将蕴藏着一定的环境风险。

　　在新的形势下，环境不确定因素将大大增多：新生的环境问题不断出现，如生物技术、新化学物质、大量的产品类废弃物（如报废车船、废弃电器和电子产品、废弃轮胎等）、废水废气处理产生的污泥以及土壤污染等都将对区域生态环境构成新的风险；其次，国际和国内环保压力持续加大，各类环境利益矛盾和冲突加剧；第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带来的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第四，对区域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把握仍然不够，污染物排放量的核准工作存在很大难度，工业和生活污染源的排放数据有出入，农村面源污染至今仍难以核准，对区域环境容量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对生态安全和环境的脆弱性认知不足，一些危害人类健康的现象(比如癌症发病率居全国最高等)仍在困扰人们,这些问题的存在也说明,对环境现状和环境发展趋势缺乏准确的认知也许是最大的环境风险因素！

　　综上所述，全省复杂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中，蕴藏着很多影响未来区域生态环境发展的变数，环境风险将存在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应给予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