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遭遇“文明高墙”

　　张孝德

　　新 观 点

　　■ 处在转型期拐点的中国向何处去，面临的已不仅仅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而是遭遇到了“文明高墙”的新障碍。

　　■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文明发展开始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使当代中国必须作出关系中国未来方向的第三次历史性选择，这就是把尚未进行完的工业化，纳入到生态文明发展的新时代中进行。

　　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将中国再次推到了历史十字路口。当我们正雄心勃勃地跨入现代工业化国家行列之际，却遭遇到了另一个挑战。处在转型期拐点的中国向何处去，面临的已不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而是如果中国继续走工业文明之路，将会遭遇“文明高墙”的新障碍。

　　第一，“挤车效应”导致文明高门槛挑战。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在200多年的时间中，只占世界人口11.2%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到了工业化的行列。以高能耗为代价的西方式工业化只能满足和容纳少数国家的工业化。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已经消耗了地球60%的资源，人类文明足迹已经超出地球承载力25%。从地球环境和能源的容量看，在“工业文明列车”已经满载的情况下，有着两倍于西方发达国家人口的中国，也要登上工业化的列车，于是出现了“挤车效应”。已经登上工业化列车的发达国家，出于先入为主和既得利益的考虑，对中国开始登上工业化列车感到不满和恐惧，他们以低碳经济和环境压力为由，正在提高中国进入工业化的门槛，甚至设置障碍。

　　当代中国在走向工业化的道路上陷入两难选择困境：一方面，无论是出于人类公平发展，还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均无法选择以停止发展来解决工业化面临的环境困境。通过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保证先入为主的西方独享工业化好处，这是不可能的，这违背了人类文明进化的公理和规律。另一方面，环境与能源的容量，确实没有给中国登上工业化的列车留下空间。在世界资源与环境的危机处在一触即发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崛起，面临着地球承载零空间的挑战。

　　第二，中国30多年压缩式增长带来的高密度污染挑战，成为中国走向工业文明的内部障碍。中国的国土面积与美国相当，但是人口是美国的4倍之多。这意味着中国这块土地和环境要承受数倍于美国的污染度。据环保专家预测，“十二五”期间将是中国污染事件的频繁爆发期。环境污染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安全、生活安全与经济安全的巨大障碍。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在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当我们津津乐道于压缩式高增长同时，应该清醒地认识我们为此付出的高密度污染代价。

　　因此，必须看到，生态文明是中国走向未来的第三次历史性选择。近代以来决定中国发展方向性的历史选择有两次，而且每次选择都是在世界发展大趋势发生重大转型下进行的。第一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时的中国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决定了中国面临的任务是必须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扫清道路。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第二次历史性选择，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选择。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再次证明了这个历史性的选择是的正确。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文明发展开始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使当代中国必须作出关系未来方向的第三次历史性选择，这就是中国必须把尚未进行完的工业化，纳入到生态文明发展的新时代中进行。

　　近代以来，中国所作出的历史性战略决策之所以是成功的，是因为每次选择都遵循了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将中国国情与世界发展大势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之路。当代中国走中国特色生态文明之路的选择也符合这一原则。如果中国继续走传统工业文明之路，这将是一条在国际、国内都会遭遇高成本、高摩擦、甚至搁浅的道路。相反，我们审时度势，独辟蹊径，走中国特色生态文明之路，则是一条既符合世界发展大势，也能够充分发挥中国国情优势的文明之路。

　　如果说中国走西方式的工业化将遭遇诸多障碍，那么中国走生态文明之路，则有四大优势：一是目前中国是世界上环境压力最大国家，同时也是发展生态文明动力最大的国家。“挤车效应”导致文明高门槛挑战，也可变成文明创新的动力。二是中国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尚未形成路径依赖，与西方国家相比，进入生态文明的转型成本很低。三是中国成功地接受了西方工业文明的遗产，具备了承担新文明创新所需要的时代高度与物质基础。四是中国文化、历史与生态文明的价值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 ）